这次的宣讲会，先是公社的领导讲话。领导五十多岁，大热天也是长衣长裤，很严肃的样子。
他看着手里的稿子，说道：“为了能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，我们有必要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，进行一个简单地回顾和思考。”
领导说道，确切地讲，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，并非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在这次会议之前，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，全国先后出现过三次。
第一次是1957年。
当时由于高级社化运动极其迅猛，不少农民群众跟不上形势，有的地方千脆宣布生产资料公有，主要是土地，允许农民分户经营，但要上缴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给集体，剩下的全部归自己，这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。
第二次是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。
那时候为了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，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又自发地搞起包产到户，还曾经得到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内的部分高级领导千部的支持。
特别是安徽省，85%的生产队搞了名为责任田的包产到户。当时农民群众称责任田为救命田。后来被某些领导同志发现，派人下去把书*撤了，很多人都为这件事情被批判、被处分。
当时有些地区，尤其是边远山区，农民群众的生活很困难，集体生产，一直搞不上去，又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，只是对外不敢公开而已。
他说，以上的这些事实说明，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来，农民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活动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我国农村的每一步改革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。如果说还有什么阻力的话，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理论界，而其焦点又集中在如何认识包产到户的性质。
外公坐在这位公社领导的左手边，手里拿着一只铅笔，不时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写画画。
大队长站起身来，给领导的茶杯里续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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